我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一开始称呼为军事部（也叫军人部）、军事科。 1929年1月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：在政治局下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；为了让军令统一，1930年2月12日，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，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（简称“中央军委”，后续有一段时期称为“中革军委”），自此，军委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，它是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。 自这个机构设立以后，一般是“一正两副”的机制，即军委主席一人，军委副主席二人。 比如，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，朱德为主席，彭德怀、王稼祥任副主席； 1934年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朱德再次当选为主席，周恩来、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。 1935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，毛泽东任主席，周恩来、张国焘为副主席。 1937年8月22日的洛川会议，毛泽东为主席，朱德、周恩来为副主席。 但为什么在1945年8月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一下子打破军委“一正两副”惯例，毛主席选择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德怀，四个人全部成为军委副主席呢？从而形成“一正四副”的军委机制。 朱老总和周总理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，这一次增补的是刘少奇和彭总，这主要是为了应对1945年的特殊情况，而设立的“一正四副”搭配。 朱老总的核心定位是解放军总司令，军队都是他参与建立的，他侧重是抓军队本体建设、正规化与战法推广，一开始就是在进行顶层战略谋划。 周总理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长、代理总参谋长，他的核心定位是作战中枢、负责情报通信、战役调度、谈判，长期留在陕北跟随毛泽东，直接参与全部战略决策、战役指挥，是毛泽东最直接的作战助手。 朱、周这两个人的军事能力非常强，非常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转化为全军可执行的作战规划，但1945年即将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解放战争，他们两人一直在中央最顶层工作，急需熟悉地方军政发展的人，来中央工作，让中央的大战略更快地传达下去。 一、地方经验非常丰富的刘少奇，解决解放战争的底层支撑 长期在白区以及敌后根据地工作的刘少奇，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、中原局书记、华中局书记，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，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山西太原齐聚了我党三大顶尖人物：刘少奇、周总理、任弼时，他们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。 刘少奇是最接近毛主席军事战略的人，他认为：“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，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，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，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，有的可以先斩后奏，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。” 周总理则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，还是认为一切以统一战线为重。 任弼时则明确反对，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“民族失败主义”，军人，没有还未打仗就认输的道理，他主张八路军要集中主力，和日军争一争山西，让“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”。 说实话，八路军那时候的实力很难和日军硬碰硬，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认为八路军应该很难守住山西全境。 在刘少奇、周总理、任弼时开完会后的当天，毛主席就发了电报给前线支持刘少奇，说道：“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，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，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，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。要实行这样的方针，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，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，就要分散兵力，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。” 这个电报明确支持刘少奇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性，八路军不能集中打仗，而是要坚持游击战，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。 最终，整个华北，在刘少奇的领导下，不仅帮助八路军发展到近20万人，还建立了普遍的抗日抗拒地，某种程度，实现了任弼时所说的让“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”，展现了刘少奇强大地方治理能力。 于是，刘少奇就这样走入了毛主席视野，他在军委副主席方面的军事辅助，不是直接起草战役电报、临机调度前线部队，而是解决解放战争的底层支撑，专心根据地、土改、兵源、粮食、支前、政权建设，属于“战争能力的底盘建设”。 二、军队经验非常丰富的彭德怀，兼具军委顶层参谋和独立战略区主将双重身份 毛、周、朱三人一直在中央顶层进行军事战略布置，他们三人的顶层战略不可谓不好，但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规模实在太庞大了，如若有一个在地方战略区方面有深厚经验的人，来辅助他们，会更加完美。 彭总就是这个最好人选，他几乎就是从军队基层打出来的！ 彭德怀元帅，1916年，在18岁的年纪，就进入湘军当兵，注意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位置。 1922年，彭总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，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然后参加了人民军队！ 每次我军最为关键的困难时刻，毛主席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，他总是挺身而出，一往无前地排除万难。 遵义会议时期，红军遇到了实力强大的国军吴奇伟纵队包围，
